我心中的季羡林(7)

　　就在这年冬天，季老和北大的前辈们闻知我的来意，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个事，很合适。"有了这个"合适"作支持，也为了报偿这个"合适"，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了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

　　"宠辱不惊"，可付与斯人。

　　"季羡林"这三字，现在是比较火爆了。用他自嘲的话是："走俏"。但真正知道先生为人的，并不多。盛名之下，难免误传。有时听来，令人恼火。先生倒淡然。

　　世俗为"弘扬"文化，制造光环加于季羡林，这是不能让先生负责的。

　　季羡林自己是这样说的：

　　"什么'大师'，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要说是个东方学者，我完全承认。什么是'国学大师'?先把这概念弄清楚了。

　　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晚境中的季羡林，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合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他。这种倔犟亦酷似我的父亲。季羡林永远是强者。岁暮衰年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的内心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说不需要人怜悯。他将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先生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容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痴狂显露。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激情的想念文章。　　在我感觉，季羡林一直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挤压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天性仍然深存。

　　有时，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乐圣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谁能知道，在季羡林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羡林属于特殊类。

　　对于季羡林和所有的人们，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这二年来先生频频返回山东，与母校与老同学相聚。愿故土温润他的苍凉之心。

　　我常想对先生说一句，我以今生能结识先生，有此良师益友为幸。他是不要我题"弟子"的，他给我的留字总是称我为："小友"。然而在人格的品位上，他永远是我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