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2)

　　一、“沉博”“绵渺”与“兴寄”

　　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往往被称为“沉博绝丽”[2]，语出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愚庵小集卷七》)。“绝丽”一般指文辞修饰、语言华丽，这里我们暂且撇开不论，先来看看“沉博”一词，它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是杜甫诗风之“沉郁”，李商隐“沉博”风格的形成也受了杜甫的影响。宋代《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3]清人薛雪也说，“李玉无疵可议，要知有少陵，后有玉，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4](713) (《一瓢诗话》)沈德潜《说诗�语卷上》：“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於讽谕。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咏史十数章，得杜陵一体。”[5](《一瓢诗话》)所谓“沉博”主要指的是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性，“沉博”指的是思想深沉、厚重、渊博、深长。此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和心理特征密切相关。诗人一生陷于牛李党争政治漩涡之中，于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有着治国天下政治理想和抱负，另一方面个人命运不济，生活潦倒;一方面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个性软弱、内向、敏感、忧郁。这使得诗人积极的政治情绪与消极的个人心理因素交织郁结心中难以消解，勇于担负历史使命的士大夫精神气 质、社会责任感与懦弱的性格之间相互斗争、各有消长，最终难以在诗歌中完成彻底、鲜明、直露地表达。于是在创作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 时，往往借助 “比兴”手法以寄托其主题思想，隐晦曲折、言此意彼，呈现出“沉博”风格。清人朱鹤龄说：“古人之不得意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厄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他精辟地阐释了诗人以曲折的比兴方式表现矛盾复杂情感，寄托深刻思想内容的诗歌创作过程。傅庚生先生说：“(杜诗)中不便明言的地方，只好出之寄托;寄托之深，遂形成‘沉郁’的风格。”(《杜甫诗论・ “沉郁”的风格与契合的寄托》)同样“沉博”是李商隐复杂的社会情感和主观心灵体验矛盾纠结，难以言明，只能通过“比兴寄托”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形成的诗歌风格。以诗人创作的大量咏史诗为例，《富平少侯》《陈后宫》《南朝》《吴宫》《北齐》《马嵬坡》往往运用托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古鉴今等“比兴”方式，表现手法含蓄委婉、曲折蕴藉，但是表达的思想内容直指晚唐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倾轧等三大政治弊端，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价值。清叶燮评其：“寄托深而措辞婉”(《原诗》)，方东树云：“藻饰太甚，则比兴隐而不见矣。”(《昭昧詹言》)二者都揭示出李商隐诗歌“兴寄”深沉不露，隐晦含蓄的特征。如《隋宫》讽刺的是隋炀帝荒淫奢靡亡国史实，诗中未著一处议论，而将炀帝出游的奢华场面进行了一番描写，《李商隐诗选》评其“在风华流美的格调中寓有深沉的感慨”。在这样的一幅色彩绚丽、诗意盎然帝王出巡图背后，隐藏着诗人对唐武宗腐朽统治的尖刻讥讽。又如《贾生》，诗人以汉文帝与贾谊之对话“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细节叙写，批判统治者耽于求仙而荒废朝政的荒谬行径，舒缓、优美的言语中蕴含着愤激辛辣的嘲讽。又如《汉宫词》诗人运用汉武帝建铜人承露与司马相如患消渴症两个毫不相干的典故联系在一起，以揭露求仙的虚妄，指责统治者对人才的不重视。两个妙趣横生的典故，跨越时空的想象连接，其中隐约闪烁着抨击讽刺的刀光剑影。再如《吴宫》诗人用“日暮”“水漂花出城”象征吴国国势日微，暗寓自己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以小见大、言微义深。再如《龙池》诗人通过唐玄宗的设宴作乐描写，“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暗讽其霸占儿媳，淫乐腐朽的污秽行为，真算得是笔兼阴阳、鞭辟入里。

　　“深情绵渺”语出刘熙载《艺概》，是对李商隐诗歌风格的特征的概括。所谓“深情”指的是诗歌中倾注了诗人的深切情感;“绵渺”则是指诗歌所展现的幽美朦胧、内涵丰富多重意蕴的审美境界。诗人十分重视通过“比兴寄托”到达对诗歌意境的开拓，清人宋荦所概括的“义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漫堂诗话》)。清何悼“顿挫曲折，有色有情有味”(《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清人叶燮所说：“……妙在含蓄无限，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 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原诗》)都点明了李商隐诗歌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审美价值。李商隐诗歌的含蓄委婉的意境美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即体现为“深情绵渺”的艺术特征。

　　第一，“深情绵渺”艺术风格在现实主义“兴寄”诗歌中的体现。李商隐创作的大量政治抒情诗和咏史诗都是具有“兴寄”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具有社会价值之外，也包含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如《富平少侯》，诗人用华丽的辞藻雕饰、渲染、烘托“少候”的奢华生活，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 落，绣檀回枕玉雕搜”，全诗托古讽今、借古喻今，讽刺唐敬宗及当时一些豪门贵族的骄奢淫佚生活，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最高封建统治者。另一方面，讥讽之中流露着对唐敬宗放荡生活的留连顾盼以及对其靡烂误国而莫能止之的无奈，弥漫着低回、婉转、忧伤的的情绪。这不仅仅与诗人的个人忧郁气质、审美趣味相关联，更反映出晚唐诗坛的幽美哀婉、悲凉萧瑟、颓废消沉的审美风气和时代精神。特别是诗歌首句 “七国三边未到忧”和末句“新得佳人字莫愁”，“未忧” “莫愁”首尾呼应、一语双关，讽刺统治者国之将亡，却依然故我的荒唐行径，托寄深远。全诗用典古今杂糅，史实与现实之间若即若离，创造一种绵密幽微的情境，令人回味无穷。再如《龙池》《吴宫》《贾生》《马鬼》《梦泽》《隋宫》等等皆是巧妙地运用对比、设问、反问、典故等多种“比兴”修辞手法把寄托思想内容或隐或显或直或婉地表达出来，精心提炼典型场景，寓情于境、寓讽于境，深刻的思致、尖锐的讽刺、艳丽柔圆的语言、婉转低回的情调，创造出一种绵渺幽邃的意境。这体现了诗歌的社会现实价值和含蓄委婉的审美价值，反映出一种时代风气，呈现“绵渺”之风格特征。

　　第二、诗歌“深情绵渺”意境美的追求。李商隐诗歌除了一些直接批判现实的诗歌之外，大量的是表现诗人内心世界、主观情感体验的诗歌，这些诗歌往往寄托着诗人的人生理想、完美人格和哲学思考，最能体现诗人的“绵渺”艺术境界。如咏物诗、思妇诗、爱情诗等。这些诗中所寄托的情感是一种完全的主观心灵体验，其中夹杂着复杂的社会情感和多重矛盾的心理因素。它指向的更是对文化、人生、哲学整体图景的观照，能指和所指之间是一种更加机动、更为自由的尺度和空间。这些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实用功利性与狭隘性，而上升到一个更为广阔、深刻的审美境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称：杨亿“论义山诗，以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班，若涤肠而浣胃。”[5](541)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以诗人的咏物诗为例，诗人往往运用触景生情、托物起兴的“比兴”艺术思维。诗人是以我观物，通过自然景物观照自身，“物皆著我之颜色”(王国维《人间词话》)，因物触发无穷的联想，自然的变化引起诗人的共鸣和创作冲动。如《蝉》诗人以蝉自喻，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悲哀、美好人格理想，及对人生的思考。诗中借景抒情，以心拟物，景中有情或情中含景，情景交融、物我统一，浑然天成。诗歌寄托的“言外之意”也不是倾泄而出，而是欲露还藏，欲说还休，在朦胧隐约、字里行间给人深深的震撼和强烈的感动。再如《咏柳》《落花》《流莺》皆句句是景，句句是情。物我对照变成了物我合一，心和物之间已没有了距离，我即物，物即我，物和我的生命已融为一体。全诗几乎看不到寄托的痕迹，诗歌现实主义色彩、功利性完全消失殆尽，完全进入了理想的审美的状态。象与意、心与物之间达到了天衣无缝、密合无间的地步，诗人的精神自若地游离于自然天地之间，诗歌呈现含蓄深隐，意味无穷的“深情绵渺”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