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灵魂被抽空了”
在鲁迅一步一步被推向高台的同时，对他的骂声也从未断绝过。民国时，鲁迅确与不少文人“交恶”，包括陈西滢、梁实秋、胡适等等，但大多都是学术上的“论战”。骂鲁迅骂得最狠，最多的要数民国女作家苏雪林。
1936年11月12日，鲁迅逝世不到一个月，苏雪林便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她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祭出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并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等等。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自然更是变本加厉了。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30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萧军、萧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其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苏雪林刻薄之极，无出其右的骂鲁言论，正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鲁迅的著述在台湾两蒋时代，一直都是禁书。
与此同时，鲁迅在大陆被塑造成了圣人一般的人物。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田刚说。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革”时，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许广平提意见，许广平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许广平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田刚反思那个时代，“鲁迅逐渐被政治化的过程，也是逐渐被抽离的过程。这是对鲁迅的一种扼杀，就是把他的灵魂给掏空了。”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作序时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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