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三杂(3)

　　爸爸的杂食性，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

　　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金冬心》，说的是扬州一盐商请客行酒令时，一不留神自己瞎编出了一句令词“柳絮飞来片片红”。柳絮本白色，何来片片红?盐商正下不了台，金冬心现编一首诗托为元人所写：“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独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不但解了盐商的围，还显得该人很渊博。事后，金冬心当然少不了一份厚报。爸爸觉得金冬心确实有捷才，但是这种帮闲只能算是“斯文走狗”，于是就这件事写成了一篇小说。

　　爸爸把不少吃过的见过的听过的东西都写入了文章：《食道寻旧》、《五味》、《肉食者不鄙》、《鱼我所欲也》、《故乡的野菜》……他写过《吃食与文学》。

　　除了爱吃杂食外，爸爸还爱看杂书。

　　爸爸去世后不久，一家无聊小报登了一篇文章，说是汪曾祺的子女要把他藏书捐给现代文学馆，而且还有几家报纸转载了。弄得现代文学馆不知所措，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打电话到家里询问详情，表示如确有此意他们定当安排。我们哭笑不得，这纯粹是瞎掰，半点影儿都没有。倒不是我们不想捐书，是爸爸实在没有什么可捐之书。

　　一般人可能觉得，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是“学者文学”的代表，家中应该藏书甚丰，还得有不少孤本善本。其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爸爸的藏书实在是可怜。“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他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则一本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集倒是全的，这在爸爸藏书中是少有的，阿索林写过什么我们则一无所知，因为家里没有他的书。家里的书很不成系统，有几本苏联的少数民族的史诗，什么《沙逊的大卫》、《虎皮武士》，大概是爸爸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买的，有闻一多的两本选集，一本是《神话与诗》，一本名字忘了;有几本外国小说译本：梅里美的《嘉尔曼附高龙巴》(嘉尔曼即卡门)、《哈代短篇小说选》，还有丹麦、瑞典的不太有名的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家里基本没有。爸爸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洗冤录》、介绍古代陶瓷的《景德镇陶艺录》，还有《盐铁论》、《梦溪笔谈》、《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等等，大都是在张家口劳动时买下的。“文革”之后，重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古籍，家里这些书才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