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受戒》《大淖记事》(3)

　　三、汪曾祺的意义

　　1.小说自身审美功能的回归

　　1980年《受戒》发表，有人惊讶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受戒》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小说文体，一种与当代文坛格格不入的写作方式。对此，汪曾祺说：“我在写出这个作品之后，原本也是有顾虑的。我说过，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而“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

　　《受戒》只是内心世界的朦胧爱恋，是源自人内心的希望和梦想。“十七年”小说和之后的小说模式中的主题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人物的典型性、格调的时代性都被取消和颠覆了，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

　　题材问题曾经紧密纠缠着中国当代作家，一段时间内，题材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甚至会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农村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明显优于知识分子题材和市民生活题材，写中心，写重大题材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的最高指示。

　　在人性关怀上，汪曾祺小说以“温爱”色彩取代新文学已形成传统的批判色彩，以“小人物”取代“英雄人物”，以“人性”取代“阶级性”，以“个性”取代“集体性”，以“生活味”取代“火药味”。文学从国家、民族、时代这些宏大的题材淡出，将视角转向乡土、市井小民，以人性的“温爱”显示出对个体的关怀。

　　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也倾向于和谐快乐，“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小说中没有环境作为异质性的力量对人的压迫，如产生于城市环境中的现代主义的某些作品一样。人的心灵也没有分裂性的冲突与漂泊，和谐消除了一个人在路上那种对自我与内心世界的探索。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打捞那些留在记忆中美好的印象和梦想，回忆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于是就有了这种平淡自然的叙述文体。作者平等、宽厚地观照他笔下的人物，不喜不忧，万物静观皆自然。这对于80年代初的人们来说，这种人文姿态和叙述风格也是陌生的“异类”。和同时代的作家不同，在汪曾祺那里，有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从容和达观。

　　性情中人不一定写文章，而写出好文章的，必有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