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在80年代初显得“格式上的特别”，意味着一种独具风格的小说文体样式，一种关于小说观念的更新，这在以后的影响中可以看出这种小说样式启发了许多人的写作。
2.叙述上的平淡
六十四岁的汪曾祺从文学风格的层面将自己界定为“我是个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正是一种典型的江南话语形态，他聚焦于小人物、小儿女的人生与生活，品位着风俗人情、草木鸟兽鱼虫、地理风貌、瓜果时蔬、掌故传说，独不见宏大的叙事。生活凡俗，事务琐细，没有了惊心动魄、惊世骇俗。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结果就是小说的散文化。
汪曾祺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读完后却难以复述这篇小说到底在写了什么，因为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起伏高潮，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他舒放自由，拉拉杂杂随意写去，却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
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有时候，往往是写环境气氛占据篇幅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
汪曾祺结构小说的方式就如同一段生活流，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繁杂无序，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所有穿插进来的叙述都暗含着这种内在秩序，“卒章显其志”，读完了才恍然有所悟，如果去掉这些枝杈、细节，他的小说就什么也没有了。结构散漫有致，有一种“苦心经营”的随意。
汪曾祺小说的叙述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他的语言清清爽爽，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少用修饰词而多叙述性的白描。汪曾祺认为：“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鉴赏家》中叶三，一个卖水果的。季画家画了一幅紫藤，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好在哪里?”“紫藤里有风”。“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画家提笔引出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后来，季画家又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不对，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于是季画家重画了一张红莲花，并题了一首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作家何立伟曾说：“汪曾祺老，他的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时下发表文字的作家中，艺术纯度最高的，完全是行云流水，完全是俯仰自如，看似极白，其实极雅，锤炼得不见任何斧迹。特别是贯注到每一文字间，有别的作家独缺的一泓叙述的语气，这语气便生成了他作品中潺潺不息的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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