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受戒》《大淖记事》(5)

　　3.汪曾祺小说的“承前启后”意义

　　鲁迅《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构成了一个“现代抒情小说”或“诗化小说”的谱系，达到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水平。

　　汪曾祺在文学史上是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小说家。汪曾祺的以故乡高邮的作品，标志着其小说创作的成熟，对当代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突出的意义，把中断多年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又成功地联结起来。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作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40年代，废名、沈从文、周作人、芦焚等，都批评了“戏剧化小说”对生活进行人为的结构，将社会人生波澜化，而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在这期间，汪曾祺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另一方面汪曾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很深远，更新了小说观念，启动了当代作家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感觉，这在阿城、何立伟等一系列小说家那里可以看到汪曾祺的影响。寻根小说有人追溯到汪曾祺。其实，寻根文学的发动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汪曾祺的小说也许从一个侧面启发了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根的寻找和反思，但是，汪曾祺的小说更深远的意义还是在于连结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的传统，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