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创作(5)

　　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本是刺探一下当前文风所尚，写的却是一个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窗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四句诗没有一句写到这个新嫁娘的长相，但是

　　宋朝人(是洪迈?)就说这一定是一个绝色的美女。崔灏的《长干歌》：

　　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四句诗明白如话，好像没有说出什么东西，但

　　是说出了很多很多东西。宋人(是苏辙?)说这首诗"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

　　中国画讲究"留白"，"计白当黑"。小说也要"留白"，不能写得太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变了。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是上帝，他什么都知道，比如巴尔扎克。读者是信徒，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二十世纪的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他的"参与意识"很强，他要参与创作。我相信接受美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如果一篇小说把什么都说了，读者就会反感：你都说了，要我干什么?一篇小说要留有余地，留出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可以自由地思索认同、判断，首肯。

　　要使小说语言有更多的暗示性，惟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不写的，让读者去写。古人说："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写少了，实际上是写多了，这是上算的事--当然，这样稿费就会少了。--一个作家难道是为稿费活着的么?

　　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不是像盖房子似的，一块砖一块砖叠出来的。语言是树，是长出来的。树有树根、树干、树枝、树叶，但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树的内部的汁液是流通的。一枝动，百枝摇。初学写字的人，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书法家写字是一行行地写出来的。中国书法讲究"行气"。王羲之的字被称为"一笔书"，不是说从头一个字到末一个字笔画都是连着的，而是说内部的气势是贯串的。写好每一个句子是重要的。福楼拜和契诃夫都说过一个句子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你们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我想谁的语言都是这样的，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问题是怎样"放在一起"。清代的艺术评论家包世臣论王羲之和赵子昂的字，说赵字如士人人隘巷，彼此雍容揖让，而争先恐后，面形于色。王羲之的字如老翁携带幼孙，痛痒相关，顾盼有情。要使句与句，段与段产生"顾盼"。要养成一个习惯，想好一段，自己能够背下来，再写。不要写一句想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