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现代诗人徐志摩(8)

　　1936年以后，徐志摩研究渐趋冷落，评论文章不仅数量很少，质量上也未见理论的创新。除了1937年巴人以屈轶的笔名在《论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一文中，对以徐为代表的新月派诗歌在“悠闲的感情的享乐与美幻的事物追求中向形式的桎梏里沉落下去”进行的指责批评外，专门的研究文章仅有高穆的《徐志摩论》(1944年)，赵景深的《徐志摩》(1946年)等寥寥数篇。值得一提的是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1949年)，这是第一部系统的有关诗人生平创作资料的专著，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同时这本年谱，也为第一时期的徐志摩研究划下了一个句号。

　　由上面所列举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来看，第一时期的徐志摩研究，在显示着草创期的杂芜与肤浅(如悼念兼及评论的文章多为印象式描述、社会学批评方法运用中的简单化和功利化)中，还是提出了一些颇具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并初步呈示出较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多样化的评论视角，这为后来徐志摩研究的深入和开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1950——1979年，是徐志摩研究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由于时值左倾文艺路线大肆施虐，政治标准垄断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因此本阶段的徐志摩研究基本处于停滞和中断状态。偶而有散见的评论文章，也大多是政治大批判加全盘而彻底的否定，已脱离了文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正轨。

　　这一时期中立论公允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文章，当属陈梦家发表于1957年《诗刊》上的《谈谈徐志摩的诗》。在当时的政治标准和社会学批评尺度允许的范围内，陈文在具体分析了一批徐诗代表作的基础上，较充分地发掘和肯定了其积极的思想意义和优美的艺术形式之价值。指出：徐诗表现了对于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和对旧社会黑暗、冷酷、顽固、内战的诅咒，以及对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思想意义;徐诗创造了清新活泼而又精练纯美的形式，为新诗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陈文还注意到了19世纪英美诗对徐的影响，认为在形式上徐诗很像英文诗，诗风与哈代、白雷客等人颇为相似。但在用词和语法结构上，却得益于旧诗文和丰富而有音乐性的中国口语。这种在中外文化交融的视野中发掘和肯定徐的诗艺独创性的研究思路，无疑提出了一个具有创意的跨文化宏观研究课题，可惜的是，这一课题因陈文立即受到反驳与批判而被打入冷宫，一直到新时期才获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