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阈融合下晏殊词的思想价值探究(2)

　　一、视阈融合下应该对晏词作怎样的解读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依赖于阐释者和理解者的“前见”，换言之，理解者和阐释者都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的语言模式和认知模式的。在面对文本时，理解者或阐释者的头脑并不是白纸一张，他不可能摆脱既有的文化背景和经历经验、知识结构，事实上正是这些既有的背景构成了他对文本理解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

　　伽达默尔创造性地继承海德格尔的思想，提出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客观地、静态地凝固于文本之中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理解不可分割的，进而提出视阈的观点。关于视阈的概念，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这样认为，“视阈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3]，也即是说视阈就是理解的出发点和诠释学处境，它客观地构成我们理解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视阈不同理解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此理解下，视阈融合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理解、对话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阐释者和理解者应当超越既有的文化背景、认知模式和经验结构等，去充分实现与其他视阈的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视阈的融合。

　　在本文中，笔者选取的是对晏殊思想评价的两种普遍的、但又从不同立足点出发的评论。不同的理解者对同一个词人或毁或誉，不同的阐释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背景、人生经历、知识背景等赋予其“前见”。这种先入之见为阐释者提供了视阈，本文正是要在分析两种不同视阈下的理解，实现两种视阈的对话，以期对晏殊本人的思想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窥视。

　　二、富贵闲愁、无病呻吟――贬者对晏词的思想评价

　　对晏殊词的思想评价历来不高。民国时期的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认为晏殊词颇多艳情之作和“肤浅庸俗”的“无病呻吟”、“歌谀君主”、“祝寿”、“咏物”四类词,“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余年,晏殊词更是因为所谓思想庸俗、内容空虚被打入冷宫,很少有人论及,流行的文学史常以流连诗酒、歌舞升平和男女的悲欢离合等词语加以概括”[4]。

　　事实上，凡《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确有大部分篇幅是其富贵生活的反映。“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以晏殊位列台辅，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视野，宴饮酬唱赠和祝寿之词不可避免，《珠玉词》确收有很多类似这种诗酒生活的应景之作，正是这类作品受到了后人的很多批评。如《浣溪沙》：

　　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

　　近人吴梅斥之为：“《浣溪沙》之‘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诸语，庸劣可鄙。以开山谷、三变俳语之体，余无甚取也”[5]。

　　又如《木兰花》：

　　玉楼朱阁横金锁，寒食清明春欲破。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朝云聚散真无那，百岁相看能几个?别来将为不牵情，万转千回思想过。

　　宛敏灏先生认为，“‘百岁相看能几个……’此类词句，在《珠玉集》中，随处可见，皆无真挚的情感……徒令人读之生厌，故可谓无病呻吟也”[6]。

　　宛敏灏先生在《二晏及其词》中安排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二晏的故乡和家世”、“二晏的个性”、“二晏年谱”等，资料搜罗考订，不可谓治学不精深，但对于晏殊的评价视阈则仅仅立足于词人的个体处境和外在的生存面貌。诚然，晏殊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员官吏，其仕宦生涯登上了顶峰。《宋史・晏殊传》记载“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晏殊方十四岁，笔者注)，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7]。晏殊从此步入仕途，35岁由翰林学士迁枢密副使，已是台阁重臣，在真宗、仁宗两朝，皆被视为“股肱之臣”，由此看，晏殊确实过着富贵悠游的生活。但是仅凭其平步青云而几乎没有像其他词人那样命运多舛的仕宦生涯和与其地位相得益彰的富贵生活，就断然否定词人作品中所传达的积极的价值因素，未免有失偏颇，若真如此，晏殊不可能为后人拥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其词也不可能千百年来为世人所吟咏。虽然作者的创作内容必定来自于其生活体验，个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被反映在个人的作品中，但是并不能由此去作为评判其思想价值的标准，一个作者的禀赋与其本身富贵穷达并没有本质必然的联系。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评价视阈往往容易打上“穷而后工”“话到沧桑语便工”的刻板印象。评价一个作者不是先欲探寻和体味其灵魂世界和价值取向，反而更乐于关注其外在的生涯，言“富贵”似乎就意味着“空虚”和“索然无味”，言“命途坎坷”似乎就意味着必然地“更接近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更宽广的视野”，这种视阈未免太过武断。对于共通的人性及人类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不管个体身处何种身份其体悟是可以相通的。对于晏殊由其身世言其思想精神，并进而作出“无病呻吟”的评价，不能排除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