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是为了保持原著的外国味，意译或归化译是为了保持原著的译入语国文化特点，二者均未在鲁迅所说的“易解”和“丰姿”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1951年，傅雷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标准，这较先前的翻译标准更加完善，他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24]他把“意似”——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性——视为翻译的最低标准，以为如果译文能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时一致，即达到了“神似”，才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标准看似很好地解决了意译和直译的不足，但要真的实现译文的神似却是不可能的，就连傅雷自己也说：“‘神似’和‘形似’不能同时兼顾，我们应大胆地摆脱原文形式，着意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9]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傅雷的翻译标准在早先的直译和意译的天平上偏向了意译，对译文在形式上保持原作风格十分不利。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说，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文学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0]有人说：“‘化境’是比‘传神’更高的翻译标准，或者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因为‘传神’论要求的‘神似’实际上是译文与原作精神上的相似或近似，而‘化境’则要求译文与原作在除了文字形式以外的所有方面相等一致。这的确是翻译的理想，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和学习翻译的学生的努力方向。”[11]钱钟书学贯中西，是中国文坛上少见的大师，但不是说他的所有观点都比别人高明或值得提倡推广，也不是说出现得越晚的观点就比出现得较早的观点全面周全。钱钟书的“化境说”与其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毋宁说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努力方向，除了化境说，还有哪种标准能使译文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但化境说也许只是翻译的一种“理想”和“方向”而已，这如同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代表瓦雷里提出的纯诗理论一样，连瓦雷里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一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的，而且现在还是这样看，诗永远是为接近这个纯理想境界所作的一种努力。”[12]]同样，化境说也是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无限接近却永远达不到的标准。该标准的确能为翻译带来积极的效应，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只是一种理想的倡导而无实在的方法指导意义。对钱钟书的化境说的评价，辜正坤也许说得更为客观明了：“把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定为化境有其极深刻的一面，但又要记住这是一种最不切实用的标准;若无具体的标准与之相辅而构成一标准系统，则它只是一种空论，无大补于具体的翻译实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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