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辜正坤先生在权衡了各种翻译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翻译标准观。他没有走入前人关于翻译标准界定的极端作法——给翻译提出一个新的标准或给自己的翻译标准冠以学名，他也不像有的学者那样只认定某种标准或某个人提出的标准是最高标准。辜先生以合乎学理的眼光，综合各家之长，并根据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14]这种学术品格值得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推广，因为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在探讨研究同类问题时常采用“非此即彼”或全盘否定的思维方式，走入片面深刻有余而全面客观不足的胡同里，他们缺少的是一种全面、客观、公正的“兼容”思想。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除非人为地以某种主流思想作为准绳，没有哪种观点会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任何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并值得肯定的地方。因此，我们惟有在客观地看待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才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深度和广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同样如此，文、质说，信、达、雅说，直译法，意译法，“归化”说，神化说以及化境说等翻译标准虽然都有不足，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却不容忽视，所以，本着科学客观的治学态度，辜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观显得更为合理。由于文学接受者(含翻译工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心理有差别，他们对译文价值的认可程度也会出现差异，对此，翻译标准就会因人而异，其结果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辜正坤语)，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且各种标准只有在互相补足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成就上佳的译文。
回顾我国漫漫翻译历程，翻译理论上的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经典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或片面的：“它们都会依时间、地点、认识主体之间的不同而不同，亦会依观察者角度、层次、目的不同而不同。万理万教，虽有理、亦无理，全取决于认识主体在认识坐标系统中的位置。”[15]辜正坤的这种翻译标准观准确地说不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方法，也不似“化境说”那样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它应该是一种翻译指导思想，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是一种客观科学的翻译观，教会了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去从事翻译实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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