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郭沫若等人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熠熠生辉，已有大量学者对此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证。因此，本文尽量避开人们早已轻车熟路的研究内容，试图从翻译的角度来探讨郭沫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因为根据译介学的观点，翻译文学及其相关理论应该划归民族文学的行列，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构成要素，翻译文学不仅应该纳入现当代文学的范畴，而且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影响也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
在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过程中，翻译标准是学术界一再探讨却没有定论的话题。抛开古代经书翻译不论，仅就近代开始，从严复提出“信、达、雅”到“直译”、“意译”，从傅雷的“神似”说到钱钟书的“化境”说等等，人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莫衷一是。但在从近现代到当代翻译标准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性承传作用的应该是郭沫若“风韵译”的翻译标准。这一标准在中国翻译理论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没有受到理论界足够的重视，以至很多从事翻译理论工作的人都忽略了它的历史价值。
一
从汉代的译经活动算起，翻译在我国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关于翻译标准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翻译标准。
虽然在最初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已有直译和意译之雏形产生，但译界主要还是“文”与“质”的标准之争。“文”即文采和形式，主张“文”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修辞和可读性，这是对翻译作品在形式上的要求;“质”即内容，主张“质”的翻译家强调翻译的不增不减和忠实性，这是对翻译作品在内容上的要求。孔子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说，故只强调“文”或只强调“质”的翻译作品仅仅抓住了文章“肌质”和“骨架”中的一面。到了近代，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相对全面的翻译标准：“信”、“达”、“雅”。郭沫若对此非常赞同，他在谈严复的翻译时这样说道：“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2]按照严复的本意，“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翻译界对第一和第二个标准较为赞同，但对第三个标准却存有怀疑，因为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一定要求文字的典雅，比如对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典雅的文字表述倒有损其文体特点;此外，严复在当时所说的文字的“雅”实质上是要求用文言文来进行翻译，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如果现在依然主张严复的“雅”说，倒有维护文言文体之嫌。抛开一切嫌疑而论，“雅”在今天至多只适合用来翻译文学作品，恰如郭沫若所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意第三个条件(即“雅”——引者加)，因为译文同样是一件艺术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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