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尽管十分推崇“风韵译”，但却并不拘泥于某一翻译标准，他认为根据实际翻译的需要，译者可以选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当然，由于郭沫若对译文美学风格的重视，所以他不赞成直译，他认为：“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办法，并且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一种文字有它的一种气势。这在英文是Mood ……逐字逐句的直译，把死的字面虽然照顾着了，把活的精神却是遗失了。” [23]鲁迅主张直译，这似乎和郭沫若的观点相抵触，但大凡一流的学者都会具备客观全面的眼光和变通的思想。鲁迅并不反对意译和归化，对译文应该具备形式美的“风韵”观表示称道，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24]鲁迅所说的“风姿”指原作的形式和韵味。同样，郭沫若尽管反对直译，但他反对的却是僵化的直译，反对的是不根据实际需要或原文特点而一味地以“直译”的标准进行翻译的做法。他自己在改译《茵湖梦》和翻译《生命之科学》等作品时就用到了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方法，甚至在翻译歌德的长诗《赫曼与窦绿台》时他全用了直译。
我们今天还在不断地讨论翻译的标准问题、方法问题、功能问题、翻译者的素质问题、诗歌的可译性问题等，而郭沫若的翻译思想无疑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参考，尤其是他提出的“风韵译”思想，启示并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文学的发展。随着译介学的发展和翻译文学国别归属的划分，郭沫若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必将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参考文献】
本文来源：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guomoruo/3251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