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早期小说中的“《边城》图式”(4)

　　将爱情故事与民俗传奇血肉交融

　　翠翠在第一个端午节见到了傩送，从此在她透明的心里藏了一个美丽的梦;在第三个端午节，翠翠在河边遇见了天保，天保爱上了她;在第四个端午节翠翠又遇见了傩送，爱情开始抽枝放叶。沈从文把一个凄婉的情爱故事深植在极具历史风情的民俗结构中，正是那端午节喧腾的锣鼓，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中秋月圆之夜男女传情的歌声，以及婚嫁迎亲的嘹亮唢呐声，催熟了少男少女的情怀。这种将爱情演绎与民俗风情的浑融结合，贾平凹不仅深得其中神髓，而且运用得同样圆熟生香。他上列诸多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无不是紧连着四时八节而展开，把人物的情感演变与岁月更替，风情流转，民俗展示妙相结合。心随物动，情与时移。如《西北口》中的安安与小四、冉宗先的情爱纠缠便是在诸多民俗文化中渐次展开的。作品以“过会”这一独有的地方节日为中心：“雍山一年逢两次会，夏天是四月初八，冬天里就是这十月一日，四月初八是吃会，……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开胃口。”“十月初一的比四月初八更红盛。它不是吃哩，是玩哩，耍哩，乐哩。人们把它叫小年，其实比大年还热闹。……男人们要大喜大乐扮社火，女人们却在狠着心地亮手段……”作品一方面倾力展示“过会”的种种热闹欢腾场景，并随着情节进展，又进一步演示出诸如隆重的求雨仪式，繁复的丧葬程序等多种特有的风俗图谱;另一方面，将安安、小四这一对小儿女的困惑、迷惘、犹疑、猜忌、愁苦等情感蹉跌、爱恨缠绵深植其间，互为表里。风俗画儿女情相糅相契。在一个个或喜庆狂欢、或庄严神圣、或哀伤凄婉的“动感地带”演绎出人间的悲情歌谣。

　　这种将爱情故事嵌入民俗风习的写法，不仅在于给人物活动和故事的展开设计环境背景、气氛情调，不仅在于将小说打上特定地域的文化胎记或开凿出深邃的历史内涵，把一个族群一个区域久远的文化记忆借助种种风尚演绎传达到时代前沿，而贾与沈的超拔之处，一是真正做到将爱情故事与民俗传奇血肉交融，相映生辉。作品中的主角无不是民俗传奇的热情参与者和积极表现者，翠翠心中的傩送，既是龙舟竞渡的英雄，又是泅水捉鸭的高手;安安和小四，一是制泥玩的个中翘楚，一是玩社火的激情王子，爱情胚芽往往便在这种种“才艺大比拼”中悄然地放叶吐蕾。民俗展示因他们的参与而活色生香，儿女情长又借民俗演绎而流光溢彩。二是正因这两者的结合，个体生命和族群品性得以共生共举，相辅相成。在同一个时空里，一方面彰显出区域族群共有的习惯、心理、性格、精神与审美，彰显出他们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彰显出千百年来代代相沿的情感记忆和文化遗传。另一方面，在这丰饶的民俗沃野上，又突现出主人公鲜活的生命形态：他们或强壮勇敢，忠厚沉默;或慷慨好义，豪气任侠;或古典热忱，憨直忍苦;或柔媚温情，勤劳爱美;或秀而有韵，绵而有骨……三是从文学史的进程看，正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率先从艺术审美角度，以对湘西民俗文化的认同和赞美，改变了“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民俗文化不遗余力的批判和否定。五十年后，又一个自称为“乡下人”的贾平凹，继承了沈从文的美学风格，以对“商州”民俗文化的认同和张扬，改变了建国后当代文学对传统民俗风尚的遮蔽和轻视。正是这两位“乡下人”的努力实践，纠正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缺失和谬误，给艺术审美提供了新质与活力，拓展了空间，开掘了资源。

　　但由于贾平凹对“商州”民俗文化迷恋太深，艺术表现时往往缺少沈从文在《边城》中的节制与适度――一切围绕人物性格、命运而展开――一任笔意驰骋，铺张扬厉，因而某些篇章便喧宾夺主扯旗成王，游离在人物故事之外。在《西北口》中，他详详细细地记述了“雍山人”的信仰禁忌、饮食习惯、民居建筑、婚丧习俗、方言俚语、民间技艺、岁时节日以及口头文学等，尤其是对“过会”场景的多重铺叙，一幅幅民俗风情画繁花如锦。但也正因为此，多少延缓了情节的节奏，模糊了人物的面影。

　　以上所述四点，仅是贾平凹早期部分作品与沈从文《边城》在构思上的相同处与相似处。事实上，贾平凹受沈从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姿态、表现对象到认知方式、书写行为以及人物塑造、语言形态等，但这是另外话题，又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