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梁实秋的源于白璧德的文艺思想对他翻译选材有重要的影响。白璧德对梁实秋翻译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因为白璧德已经进入了梁实秋的灵魂，促成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成为指导梁实秋翻译活动的内因。
翻译，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其一种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的过程，而是一个很复杂的活动，有很多因素会对翻译产生影响。但在这些因素中，有的属于内因，有的属于外因，对翻译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内因。笔者曾对(赞助人)胡适对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进行讨论)，但这种影响却是外部的，是外因，因为翻译还是需要译者来完成，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来决定的──译者可以接受(赞助人)的要求，也很多时候可以拒绝合作。对翻译产生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是译者的文艺思想，是译者的动机。而译者的文艺思想，可能会受到一个促成这一文艺思想的形成的无形的(赞助人)的影响。按照Lefevere所说的(赞助人)所包含的三个元素来衡量，白璧德并不够当(赞助人)的资格。但可以算得上是(赞助人)的胡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梁实秋对莎翁作品的翻译上，而白璧德却影响了梁实秋更多作品的翻译，因为梁实秋文艺思想决定着梁实秋翻译的选材，而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来自于白璧德。梁实秋在翻译莎士比亚时虽受胡适的影响，但这正是胡适的思想与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不谋而合之处，这样就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创造了更加巨大的动力。正是有了内因与外因产生的这一强大的合力，梁实秋才历尽千辛万苦，以坚强的意志与毅力(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就半途而废)，锲而不舍地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伟业 。
翻译活动，不仅是单方面受到译者文艺思想的影响，而且与译者的文艺思想成一种互动的关系(如图所示)，译者继而通过翻译来宣传其文艺思想，甚至将翻译作为阐述其文艺思想的武器。上文谈到美国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拜金主义》里对白璧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郁达夫和冯乃超将其翻译出版，其矛头所指，是不言而喻的。这说明了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一活动与译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译者的文艺思想紧密相关。梁实秋的对《莎士比亚全集》、《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等作品的翻译，也同样如此。他的文艺思想与他的翻译选材是一种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他的翻译活动深受他的源于白璧德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他的文艺思想也通过他的翻译活动得到进一步的阐述。梁实秋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这句话，(演戏最大的目的是要拿一面镜子照一照人心和人性(to hold the mirror up to nature))，戏剧是一面照人性的镜子，而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是可以照到译者的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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