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苏轼的散文(9)

　　苏轼作为欧阳修在北宋文坛的忠实继承者，将欧阳修以上思想加以深化，特别是淡化了欧阳修所重视的“道”作为“中充实”的决定性因素，更加注重把作家平生立身行事的实际与其创作实践相联系，来评判其艺术品格和创作贡献。正如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如果不联系陶渊明的出处进退去理解陶诗，人们难以领略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妙不可及之处。只有理解了陶渊明性情刚拙、质性自然、超凡脱俗的为人大节以后，才能对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对自然的深情，对田园生活的耽爱，及其率真的性情真正理解，并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歌表达方式与风格特征，有深入贴切的了解。

　　对于作家而言，人生的历练，特别是人生挫折和苦难，乃是其创作体验的宝贵财富，是其作品思想深刻、情感充沛的重要生活源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12]苏轼对陶渊明、杜甫的评价，正是充分重视了这一点。而他本人由早年推崇杜甫到晚年仰慕陶渊明，变化的内因正是所经历的仕途挫折与人生苦难。人们一般只注意苏轼从任职扬州时开始作和陶诗，贬谪岭海则遍和陶诗，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对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表示认同，是在贬居黄州时，那时的政治处境和生活情形，的确跟陶渊明相似。后来苏轼本人也特别强调其与世乖违，不合流俗，是与陶渊明很相似的，正是这一点，成为他喜爱陶诗、遍和陶诗，并欲师范其为人的内在动因。黄州贬谪时期，不仅使苏轼达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而且在创作境界上有明显提高，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子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