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苏轼的散文(8)

　　由苏轼自述遍和陶诗的原因及苏辙在《诗引》中的介绍，我们不难明白苏轼为何从早年推崇杜甫其人其诗，转变到晚年追慕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歌艺术品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坎坷多难的人生经历，以及在人生重要关头，所作出的人生道路、人生价值观的新选择。虽然苏轼一生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挂冠归隐，退居田园，但在实质上，他的精神归宿，与陶渊明并无二致。

　　三、发掘陶、杜的意义与苏轼创作风格的演进

　　陶渊明与杜甫的真正价值是在宋朝被完全认识的，这与苏轼对其深入发掘和评价分不开。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苏轼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评价[14]；对于陶渊明的喜爱，宋代无人能够超过苏轼。事实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正有赖苏轼的重新认识。从苏轼对两人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不单从作家的诗歌艺术成就上谈论高下优劣，而是紧密联系其为人来定位其诗歌的品位与价值。

　　宋朝立国以后，有鉴于五代以来士气卑弱，从上至下提倡风操节概，意欲重塑社会道德。《宋史忠义传序》曰：“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10](13149页)《宋史范仲淹传》谓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10](10268页)与这种风气相呼应，欧阳修等人大力提倡作家内在道德涵养的充实提高，认为“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11]，把文学艺术创作与作家的道德修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