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日子里，苏轼的心理情感发生着炼狱般的变化。首先，在谪居的心态上，显示出惶恐、矛盾与愤懑。他以一文弱书生，才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牢狱之灾，到了黄州，仍然心有余悸。这种惊悸心情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他对因文字得祸的高度戒备。他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反复谈到不轻易写诗作文，主要原因就是害怕再招惹文字是非。他这一时期共创作诗二百余首，文一百七十余篇，与其他各创作期相比是数量偏少的时期[7](6页)。但这一时期，又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是以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创造艺术高峰的。他对黄州之贬始终是困惑和愤愤不平的，在结束牢狱生活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作有诗句曰：“此灾何必深追究，窃禄从来岂有因!”[6](1105—1106页)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他赴黄州贬所及初到黄州的诗中，如《游净居寺》、《初到黄州》、《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安国寺浴》、《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等，都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牢骚与愤懑之情。
其次，在谪居的经历中，重新认识了世态、人情与人生价值。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使他对世道的险恶，宦海的复杂，以至人情的冷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体验。在谪居的处境中，苏轼对自己原来的理想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要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元丰三年(1080)，故人马正卿为苏轼请得黄州废弃的营地数十亩，使他得以躬耕其中，解决全家乏食之虞。地为黄州的一片坡地，故苏轼名之为东坡，有《东坡八首》咏其事。这八首诗值得后人重视之处，乃如王(十朋)注引赵次公评价指出的：“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6](1084页)这八首诗，不仅记载了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二年躬耕东坡的事实，而且表明他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认同；他从此自号“东坡”，以此向世人宣告，他在未来人生道路和价值观上作出了新的选择。此后，他对陶渊明的生活与人格更加倾心，先后作了《江城子》、《哨遍》等词，对陶公顺情适性的生活极为称赞，并且认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亦约略与之相似。试看《江城子》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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