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2）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
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8](62—63页)。
生活于黄州贬谪之地的苏东坡，安于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并从辛勤劳作，与农夫野老相往还，以及亲近大自然的经历中，感受到原来在官场和书斋无法体验的乐趣。从此，苏轼越来越展现出乐观旷达的乐天派形象，他在黄州时期创作的诗词，便奠定了一种超然迈往、浩气逸怀的人格精神和艺术品格。
当苏轼耕东坡、居雪堂，准备如此“快哉”地“江海寄余生”之时，朝局正悄悄地起着变化，特别是神宗驾崩以后，哲宗幼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新法派失势，新法反对派还朝，苏轼也在这次朝政变故中，被召还朝，并且得到重用，元祐时期(1086-1093)成为苏轼仕途最显达的时期。但随着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苏轼的政治命运再次发生逆转，先后被贬惠州、儋州，岭海之贬长达七年多，时间之长、条件之恶，均超过黄州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苏轼仕途最亨通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江海之志，念念不忘陶渊明似的田园生活。元祐三年(1088)，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作《送曹辅赴闽漕》诗曰：“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坐随白日阑。渊明赋归去，谈笑便解官。我今何为者，索身良独难。凭君问清淮，秋水今几竿？”[6](1592—1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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