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戏剧翻译：以《不可儿戏》为例

　　余光中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而且多是乡愁和爱情的作品。在他看来，他认为翻译与创作密不可分。

　　戏剧的翻译有异于其他文类的翻译，因为戏剧的译本必须考虑实际的演出。剧本要面对的，还有观众，甚至听众，不像其他的文学作品只需要面对读者。读者读不懂一段诗、一段散文或一段小说，可以厌倦沉思或者再读一遍。观众(其实是听众)听不懂一段台词，却不能请演员再说一次。在一切的文体之中，戏剧当然最近口语。所以剧本的译文，正如其原文，必须入耳便懂，也因此，比起其他文体来，更应贴切“目标语言”的习惯，最忌生硬不化的直译，尤以翻译针锋相对的喜剧为然。小说里也有对话，有时还颇占分量，简·奥丝婷的小说便是一例。这一点和剧本相通。

　　不过，小说人物的对话不尽针锋相对，更不必妙语如珠。小说中的对话大可从容体会，不想剧本的对话稍纵即逝，没有第二次机会。拉迪根就说过：“小说家可以一连几页不理读者;戏剧家绝对不敢有一分钟丢下观众。”1戏剧家尚且如此殷勤地照顾观众，剧本的译者岂可不战战兢兢，亦步亦趋?不称职的译文，如果所译的是小说，读者寻思一下或者再看一段，或许勉可猜测。但若所译是剧本，而其关键又在对话，那真是要误尽观众，害死演员，祸延作家。如果那作家偏偏是锦心绣口的王尔德呢，生气之余，真不敢想象他会说出什么语惊四座的缺德话来。

　　我译王尔德的喜剧《不可儿戏》，不但是为中国的读者，更是为中国的观众和演员。所以译者的理想是：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为了对得起维美主义的才子，中译本的《不可儿戏》应该是活生生的舞台剧，不是死板板的书斋剧。我译过的文类包括诗、散文、小说、评论，但是对付戏剧，我的译笔却大异其趣。译诗的读者，举例说吧，本身就可能是位准诗人，或者是位小小学者，对于曲折的句式、复杂的文体，不妨从容解析。可是在台下看《不可儿戏》的，却是大众，至少也是小众了。对于济济一堂匆匆三小时的千万观众，我的译文必须调整到适度的口语化，听起来才像话，才像中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