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为文章》(3)

　　二、事理说

　　曾巩认为文章内容必须合乎理。“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各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於理者亦少矣。”(《王子直文集序》)并在该文中，对文章内容必须合乎理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因为理出于道，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文章要明道，必须合乎理，不合乎理，则道不明。至于理为何出于道，曾巩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阐述：天下大治则“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因时因人而异，而理皆相同，这是因为“道一”而“理当故无二”的缘故;乱则“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而理皆不同，这是因为“先王之法废”，先王之道不传，理“故不能一”。

　　由“道一”而“理一”，“道不一”而“理不一”推断出理出于道。他反对道家佛家之理。认为颜真卿的“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於理”(《抚州端鲁公祠堂记》)，主张“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梁书目录序》)，即自然的、社会的万事万物之理。这是他的理进步的一面，唯物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认为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为《说苑》，“往往不当於理”，说明他反对“百家之言”，这与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相悖。然而，我们不应当这样苛求於他，他反对“百家之言”只不过是当时加强儒家思想对文章的控制，使文章成为巩固封建统治更得力的工具的趋势使然，为他的阶级局限所决定。

　　曾巩认为理是由事来体现的，“君之思见於事者，不违於理”(《思轩诗序》)。只有天事、地事、人事齐备，而又能明辨事之兴废、起落和变化，就能明道。“经於天地人事，无不备者”，“於事之益损张弛有戾焉，不辨之则道不明”(《上欧阳含人书》)，“阁下之於道何如哉?当其至於事之几微，而讲之以《易》之变化，其岂有未尽者邪?”(《上范资政书》)这是因为事出于法，法要合乎道，事也就自然合乎道了;能辨“事之几微，也就能明道了。至於事为何出于法，曾巩也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他在《王容季文集序》中认为，“叙事莫如《书》”，在《尧典》中记叙尧了解气象是“观天以历象”，《舜曲》记叙舜了解气象除“观天以历象”以外，还“察之以玑衡”，这说明了解气象的事，舜比尧更完备了。《书》相传为孔子所编选，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儒家经典存的是先王之法，《书》所述也是先王之法了，故而事出于法。

　　事出于法他在《请令长贰自举属官劄子》中也有同样的论述。人主之事是辨别百官贤与不肖、功与罪，依章予以爵赏，“使百官莫不昭明”，而此事出自《尧典》的“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宰相之事是“承人主之志，广引人材，进诸朝庭”，而此事出自《说命》的“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诸司长官之事”是自己选择自己的僚属以胜任其职，而此事出自《命》的“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尧典》、《说命》、《命》皆出自《书》，《书》所述皆先王之成法，所以人主之事、宰相之事、“诸司长官之事”皆出自先王之法，故而事出于法。

　　综上所述，理出于道，事出于法;法合乎道，事合乎理。“道一”而“理当故无二”，法因时适变，事须“斟酌损益”才能完备。事又是体现理的，所以辨“事之几微”就能尽理。“诚能磨砻长养，至於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熙宁转对疏》)。这“磨砻长养”便是指辨“事之几微”。根据道法与理事的对应关系，文章既然要明道，就要“穷尽事理”，所以他赞扬黎生安生的文章能“穷尽事理”，(《赠黎安二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