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为文章》(5)

　　四、史铭说

　　曾巩多年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南齐书目录序》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史传写作理论。他认为写史要忠于史实，作者必须以是非、得失、兴废、治乱的变故为法度，才能传之久远。“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於久，此史之所作也。”这个定义的要点有两个，一是史书的内容要忠于史实，二是作者“必得其所托”，讲的是作者的素质问题。作者的素质不好，“所托不得其人”，就会出现“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的弊病，而造成殊功伟德非常之迹“暗而不章”，奸恶“可幸而掩”的现象。比如肖子显编撰南齐书，“更改破析刻雕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设辞之不善”的错误，就是“所托不得其人”。

　　接着从明、道、智、文四个方面提出了作为史官的四个条件，“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这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只有尧时的史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后来的司马迁、班固也未具备这四个条件。其理由之一，司马迁“传记百家之说”，有“创己意”，“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的一面。这恰恰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所害之法”是儒家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不是“是非颠倒”，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理由之二，司马迁、班固“盖圣贤之高致”，“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於后者矣”。他主张史书写作要很好地传达圣贤的实情，这是与他的写史要忠于史实的观点是一致的，对史传写作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铭的写作理论见於他的《寄欧阳舍人书》。他首先指出铭的写作原理与史相通，而不同于史。史铭的同点是，从内容方面来说要忠于事实，从作用方面来说都有“为后世法”的警劝意义。史铭的异点是，史善恶并书，铭只书善，不书恶。铭存於庙内、墓碑上，使死者满意，生者得到整肃，所以只书善，不书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於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於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於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至於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喜言善状，皆见於篇，则足以为后世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乐?”由于只书善，不书恶，就造成了“铭始不实”的情况。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为人之子孙者”都想为其父祖“勒铭以夸后世”;另一方面“立言者”受人之托而徇私情，不书其恶。铭与实不符，使铭文不传。因此，千百年来，无论是公卿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探究铭文不传的原因，是“立言者”不能做到“公与是”。如果要恢复铭的警劝意义，与史文并传不朽，“立言者”做到“公与是”，必须做到两点：一是“畜道德”，二是“能文章”。“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有道德的“立言者”，对于坏人就能拒绝作铭而不徇，对于一般人就能辨别真伪而不惑。“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能文章”，“辞工”而“文章兼胜”，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