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为文章》(4)

　　三、辞工说

　　曾巩主张讲究辞章，反对专务辞章。李沿来信问他，“其发愤而为辞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是什么原因。他在《答李沿书》中首先肯定李沿“悯时病俗之心”是“有志乎道”的问题，接着指出为辞章，“或浅俗而不明”是辞的问题。问辞而不问道，是追求浅层次的问题而忘了深层次的问题，应该先解决的问题反而放后解决。还进一步指出，道的最后归宿，是“得诸心，充诸身”，施行於国家，不要“汲汲乎辞”。“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道后辞，重道重辞，道不明时则“非汲汲乎辞”，否则就是专务辞章;明道后则可以”急於辞”，“急於辞”就是讲究辞章。“今足下其自谓已得诸心、充诸身欤?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欤?不然，何急遽於辞也?”这后一个否定形式的反诘句就是肯定的意思，道“得诸心、充诸身”，迫不及待地施行於国家时，就可以“急於辞”了。

　　曾巩讲究辞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说得十分明确。他赞扬张文叔的儿子张仲伟“文辞”甚工”(《张文叔文集序》)，认为铭之所以不传，“辞之不工”是原因之一(《寄欧阳舍人书》)。他肯定黎生“文不近俗”的文章，以为“同乎俗，必离乎道”，称道其文“诚闳隽伟”(《赠黎安二生序》)。他赞美傅权的文章“文辞甚美”(《回傅权书》)，王子直的文章“伟丽可喜”(《王子直文集序》)，欧阳修的文章“醇深炳蔚”(《祭欧阳少师文》)，他祖父曾致尧的文章“闳深隽美”(《先大夫集后序》)，他兄长曾晔的文章“宏赡瑰丽可喜”(《亡兄墓志铭》)，王逵的文章“丽兼组藻，美轶琼瑰”(《祭王逵龙图文》)，张文叔的文章“辞精深雅赡”(《张文叔文集序》)。他提倡文辞“闳放隽伟”(《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文如黼藻 ”(《回毫州知府谏议状》)，“文辞烂然”(《回运使郎中状》)。

　　他甚而认为“英辞华国”(《回陆佃谢馆职启》)。这些见解足以证明，讲究文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决心做到“奋文章之温雅”(《回人谢馆职启》)，“言为黼藻，饰陋质以为荣”(《移毫州回人贺状》)，而“获承黼藻之褒”(《福州回曾侍中状》)。看来，他不仅口头提倡文采而已，而且身体力行。

　　曾巩反对专务辞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说得十分明确。专务辞章就是雕琢文章。他批评近世学士雕琢文章的不实之辞，“近世学士，饰藻缋以夸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他还批评梁肖子显编撰南齐书，更改、雕琢太多，使文章大为逊色。“子显之於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设辞不善”的毛病，从而使“事迹暧昧”，不能播告天下，先王之道“将暗而不章”(《南齐书目录序》)。他反对雕琢文章，“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学舍记》)。讲究文辞，不等於雕琢文章，“濡墨操纸，写之文辞。春阳满野，万物荣兹。匪营匪饰，叠异并奇”(《馆中祭丁元珍文》)，他认为，文章有如“春阳满田野，万物欣欣向荣”般奇异，并不是雕琢。他对讲究辞章和专务辞章是区分得很清楚的。

　　曾巩讲究辞章，反对专务辞章的理论是从明道的原则出发的。道未能“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於国家”时，不要“汲汲乎辞”，反之，就可以“急於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