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苏轼的散文(4)

　　因此，苏轼对后世学习杜诗者颇多不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习杜诗的人，只从技术入手，而没有抓住杜诗的真正精神。他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6](1157页)。 “皮”“骨”之喻，“语”“情”之论，可以明白苏轼意之所指。又其《评子美诗》曰：“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1](2105页)我们知道，苏轼因改革的思路与王安石不同，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徐、湖诸州，这是他既受新法派排挤又对新法批评最力的时期，其创作的动机与特点，正如其弟苏辙所言：“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

　　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2]苏轼的处境，虽说比当年的杜甫要好得多，但他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兼济天下、惠及万民，本质上与杜甫是一样的。像杜甫那样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关注政治、批判现实的热情，寄寓兼济天下的理想，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再进一步看，杜甫在文人政治参与意识普遍高涨的宋代特别是宋仁宗以后受到高度推崇，尤其杜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良知，受到宋代士林的一致称赞，是时代思潮和文人的政治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随缘自适与追慕陶渊明

　　苏轼政治生涯所遭受的重大打击是“乌台诗案”及百日牢狱之灾，他在人生选择上的重大转变则发生在黄州贬谪时期。神宗元丰二年他被捕快从湖州任上押解入京赴狱经过吴松江时，作《吴江岸》一诗，中有“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6](998页)之句，可以看出苏轼所受惊恐不轻，而且使他对政治前程感到绝望。在狱中有诗描述其狱中的心理感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6](999页)可以想见一位敏感的诗人，在狱中不知生死如何，命系狱吏之手的不幸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