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街见到了大老，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很快乐的说：“大老，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
“狡猾”本指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有强烈的贬义，这里由老船夫“快乐”地说出，却明显带着老人对于天保花心思追求自己孙女的赞赏之意。
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居，与他笔下追求物欲、投机取巧的城市文明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隔膜与疏离。而在《边城》中，他经常以有悖常识的语言运用来反衬湘西人未经雕琢的拙朴和可贵的本真，如：
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持。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翠翠说：“爷爷，我还以为那人偷你东西同你打架!”祖父就说：“他送我好些钱。我绝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
这里的“吵嘴”、“争执”、“不讲道理”都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不要钱，陌生化的语言运用刻画出陌生化的人物形象，使人置身于毫无机心、纯真自然、还未受到现代文明沾染的湘西世外桃源般的世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社会”当然不完全是现实中的社会。面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堕落，作者欲借本土想象来“创造出一个良善的社会”的远影，描画人类“幸福的生活”的图景，以表达对良善世界的希冀和追求。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沈从文陌生化文学语言风格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蜕变的艰难历程。沈从文曾说他的作品“早期的，我劝你不必注意了，一方面我对付生活，一方面练笔。”沈从文早期的文字(从1924年底发表作品始到1928年左右)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这能带来一种浓烈的乡土气息和生气淋漓的蓬勃感，但却难掩它的原始、粗糙。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的《从文自传》、《边城》、《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经典之作，代表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他从原始、粗糙但不乏生气的方言口语中提炼加工，再糅合以古典文言的凝练精粹，从而创造出一种独具风貌而又恰到好处的陌生化文学语言。沈从文在晚年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作品对我个人说，值得研究的还是一九二九年以后，比较成熟，文字比较稳定，比较有计划地写。”作为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品，《边城》中语言组合和意义表达的陌生化运用，在视觉、声音和情感各个层面增加了读者感受的难度和时延，使读者获得全方位的陌生化审美体验，充分表现出沈从文小说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参考文献] [1]马新国，西方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马新国，西方文化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苏雪林，沈从文论[A]沈从文评说80年.北京：中国华出版社，2004.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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