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苏轼的散文(3)

　　仁宗嘉祐二年(1056)，苏轼举进士，策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榜列进士第二名。嘉祐六年(1060)，应制科考试，入第三等。在进士与制科的两篇策论中，反映了苏轼的政治理念和革新思想。尤其是制科策，深刻体现出苏轼对仁宗末期上不思进取，下因循苟且成风，后宫奢侈，三冗严重，兵员庞大而缺乏战斗力，边防受到异族威胁而危机四伏种种弊端的思考分析，认为只有推行改革，才能消除弊政，弃旧图新。结合他在准备进士考试时所写的数十篇策论来看，他对吏治、安民、理财、治军等政治方略，均有一整套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故连对苏轼颇有成见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不得不肯定他对“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3](卷一百三十)。表明苏轼在宋仁宗末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改革意识。特别是中了制科以后，他觉得这是报效国家的崭新起点，如他在《谢制科启二首》其一中所说：“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1](1324页)

　　苏轼早年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所以对杜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和宁愿担荷天下人苦难的情怀表示认同，并对杜甫的“兼济”型人格高度推崇。熙宁四年，苏轼过陈州谒张方平，作《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全面评价，并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与风格上刻意学习杜诗，以至于纪昀谓此诗“句句似杜”[4](1871页)，而汪师韩则认为，此诗论杜甫，“只用‘杰’字一言之褒，而其起衰式靡、立极千古者已意无不尽， (‘诗人例穷苦’)此下只是慨其遭际，更不论诗。”[4](1816页)王文诰则评价说：“(此诗)面目是杜，气骨是苏，非杜不能步步为营，非苏不能句句直下，其驱遣难韵，若无其事焉者，不知何以凑泊至是。”[5](269页)表明此时的苏轼，不仅有意效法杜诗，而且倾心推崇杜甫其人。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里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318页)在苏轼看来，杜甫成为千百年来最伟大的诗人，成功的秘诀不在其诗技术上的卓然独异，而在他虽然一己穷愁潦倒，终身不为世用，却每饭必念君国，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