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化特征(6)

　　与《受戒》不断穿插的写法不同，《大淖记事》集中在前三节描写环境气氛。环境气氛的描写，在此已不仅仅是传统小说那种人物出场前的背景描写了，而是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这样的环境气氛，孕育了巧云、十一子这样的人。或者也可以说，巧云、十一子这样的人，在当时当地到处都是，只不过长相不同，经历各异，但他们的生活态度与方式都是相似的，巧云、十一子不过是代表。汪曾祺的小说好像不考虑结构，又如，《八千岁》开始写米店掌柜“八千岁”的状貌特征和性格特征，写着写着，却凭空里出来一个潇洒放荡的贩马人“宋侉子”，由“宋侉子”一转又转出一个旗人娼妓虞小兰，由虞小兰又引出一个土匪军官“八舅太爷”，人物出场，不作烘托铺垫;人物转换，也不作交待暗示，然而转来转去，最后又回到“八千岁”身上，而那些依次出现的人物又无一不与写好“八千岁”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不是作为对比以显示人物的不同境界和不同追求目标，就是作为事端因果而影响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前途命运。看似随随便便，目的还在于写深写透“八千岁”这个人物，可谓闲笔不闲，意兴所至。由此可见，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结构松散。

　　第三，从小说内容来看，汪曾祺写人写事，目的其实是写生活，而主要不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品类繁多，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和下层知识分子，这些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小人物身上承担了感天动地的悲壮，小人物多是小事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执着坚忍，随意而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异秉》中的王二卖卤肉、听书，《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炕鸡，《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卖米、节俭，《职业》中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卖“椒盐饼子西洋糕”，《大淖记事》里挑妇们挑着鲜嫩的菱角、藕，锡匠打锡器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主要人物着笔不多，次要人物着笔不少。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除了用两个章节概述了“两丛住户人家”不同的乡风民俗，不同的过场人物外，还在第四节巧云出场前，用这节三分之一的笔墨，交代了巧云父母的故事。接下去的三分之二的笔墨，也并没有花在主要故事情节上，而是概述巧云的简单经历、长相、性情。主要人物与她的主要故事所用的笔墨都极俭省，而并不减弱她在小说中的主角地位。这种举重若轻、蜻蜓点水的笔法，与传统小说浓墨重彩于人物描写(包括肖像、言行、心理等描写)、故事情节的笔法完全不同，具有散文写人勾勒线条、不求形似而求神似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