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化特征(9)

　　《受戒》故事情节并不集中，叙述也好象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小说题为《受戒》，按照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作品一定是表现古佛青灯的佛门清规，压抑人性的枯寂生活，但作者却反其意而行之。“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束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从小说中，我们读不到佛门森然的戒律，看不到佛家的离情绝欲，乖违人性的做派。在荸荠庵里，洋溢着世俗的温馨气息，和尚们讨债收钱，打牌唱花调，杀猪娶媳妇，连“很枯寂”的老和尚普照，在人手不够时，也上牌桌凑个热闹。即便做很庄重的“法事”(放焰口)也能成为“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得如同“耍杂技”。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宁静、致远、安详。

　　由此可见，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是散文化的小说，或者说小说散文化。因为他的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拉拉杂杂随意写，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地理风貌等，给人的感觉好象是想到哪儿写到哪，主次不明，弱化小说的故事性。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苏轼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的处理材料的艺术方式，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在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地叙述者，性情的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小说的诗意要靠情绪、气氛、境界、语言等主观化处理传达出来。相比于诗，汪曾祺的大多数小说更接近于散文和随笔。